如果我没有记错，陈小乐和郜琳的女儿Sophie已经2岁多了。前不久，小Sophie参加全港一个宝宝大赛便崭露头角，明星的范儿势不可挡，登上了2010年宝宝日历的封面。乐基儿给她颁奖，风光俨然被潮宝贝Sophie盖过了。郜琳一定要我给这位明日之星做策划人，还大叹自己老了老了。好吧，虽然相隔千里、能力不济，但我们这一批前浪迟早要被你们拍死在沙滩上，再加上这看似十分牛皮哄哄的“家世渊源”，我也就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了。那么就从这封信开始吧。

Dear Sophie：

      說起來，我們還沒見過面，千萬不要以為這是來自大陸某深山的土粉絲給你寫的仰慕信而無所謂地將它扔到一邊。相信我們遲早會見面，到時候妳得叫我一聲——朱叔叔，別叫伯伯，雖說我看起來可能比你爸爸老成一點。不管妳怎麼理解都好，聯想到三隻小豬或是麥兜，我都無所謂。也許在妳眼中，我和你的Daddy、Mammy都在現世浸泡了20多年的老菜了，難免有些不新鮮的味道。習慣就好

      妳出生的時候，妳爸媽並沒有第一時間告訴我，還是我從別的渠道瞭解到主動諮詢的，這一點，我有點意見，妳可以告訴妳媽媽。不過，妳爸媽結婚的那個冬天，我沒能前往祝賀，雖說的確是大雪封天、路不成行，加上我百般道歉，但妳媽媽似乎還是有些怨言，這一點，她已經告訴我了。

      幸虧妳爸媽每次都把妳成長的每一步都放在網上，照片、視頻，我都仔細看過，也算是看著妳長大吧。

      妳現在一舉一動都是明星模樣，時尚的腔調，但千萬別笑妳朱叔叔土。Sophie，代表著智慧，是我喜歡的蘇菲·瑪索的名字。而我呢，只能叫Sophistication，意思是老成、老練、挑剔、複雜。曾經有個香港朋友給我取了一個英文名，Jason，一位長輩說，這是香港人特別喜歡的英文名。朱叔叔雖說土了點，但偶爾會有接待外賓的機會，所以也會用到Jason這個相對要年輕時尚一點的名字。這個名字，就像是一種化妝品，擦在臉上來掩飾眼角的魚尾紋。

      我幾乎是同時認識妳的爸爸媽媽，那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當然他們那時還不認識我，只怪他們自己太閃耀了。好像是2005年，我和妳爸爸都住在武漢大學湖濱七舍，但我和他不是同一個學院的學生。那時候，宿舍大門口，我總會看見一對非常漂亮的男女朋友，男的很帥，女生很靚。我當初很羡慕，當然，還有點嫉妒。但是，我們不認識彼此。

      後來，我和妳媽媽一道成為大學學生會的成員，認識你媽媽的同時，也認識了你爸爸。他們倆似乎從不會離太遠、不在一起的時間也不會太長。我們都很單純，只知道做好自己的事。因為一次校際的交流，我和妳媽媽、還有兩位叫李曉如和王新欣的阿姨就成了好朋友。一路走來，我們相互祝福、相互扶持、相互幫助。再後來，我和你媽媽有幸再次共事一年，我們始終堅守著友誼，為彼此的幸福加油。

      我和妳媽媽都是那種大愚若智的人，涉足世事尚淺，有限的心智與精力都耗費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但常常被人認為十分精明，或者說，城府很深。Sophie，別看妳媽媽精明能幹，其實有時候也是“傻不拉幾”的。不過這個“有時候”僅限於她不願意動腦筋的時候，她一旦認真起來，時時處處都會讓妳驚歎。

      妳有一個好爸爸。作個善待愛情、有責任心的好男人，妳爸爸是我的榜樣。都說父女、母子，爸爸疼愛女兒，有這樣的爸爸你很幸福。

      回想起來，妳的出生還真是神奇。如果當初妳爸爸媽媽的選擇稍有不同，你也許就不會在彼時彼刻誕生在這個星球上。有可能，過幾年，妳會投胎到大陸一個山裡的莊戶人家，爸爸碰巧可能是我——一個還需要向妳現在的爸爸學習的男人。至於這個“媽媽”，如果妳打算入教，請幫我祈禱。那麼，你將會土裡土氣地過一輩子，想想，還是現在好吧？！

      大學畢業后，我總有一個想法，就是能和最要好的幾個朋友訂一個娃娃親。這或許對於我們而言，只是娛樂戲言，但也許傳到妳的耳朵里，就有可能具有比較重大的意義。可惜，妳是我好友里出生最早的孩子，而且是女孩兒，這個計畫只能暫且作罷。

      有一天，妳可能會認識一個濃眉小眼眼鏡仔，他姓朱，可能英語不太好，英文名可能叫Williams，或者其他什麽，他可能會是我兒子，到時候請妳幫他輔導英文。我曾和妳媽媽開玩笑說，我以後的孩子只要眉毛像我就行，妳媽媽說，最好眉毛也不要像你。這句話深深地傷害了我。我當然希望我孩子比我好看，但是如果一點都不像，那絕對是出問題了。

      妳媽媽也許會在妳面前誇我，但請不要相信。朱叔叔現在在大陸一個不太耀眼的地方，從事著一個並不偉大的工作。但願以後會好一點。好幾次說過要去看妳的父母，去看妳，但是我現在連站在海關隔關相望的機會都沒有。就像是這封信，也許，妳要真正看懂，還需要好幾年的時間；也許，距離我們見面的時間也需要同樣的時間吧。

      愿快樂成長！

見不著的大陸朱叔叔（難道叫Uncle Zhu？怎麼有點噁心）

      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她的母亲并不喜欢她，她不能争什么，只因为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里，她有一个哥哥。哥哥被溺爱着，也脆弱着，直到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十几岁的她遇到了他，丧妻之后的他爱上了她。她的父母嫌他年纪偏大，结过婚；他的父母嫌她贫苦出身，没文化。于是，他们私奔式的走到一起。

      她漂亮，虽说她的母亲不待见，但不得不承认她长相上像极了自己年轻时的美貌；她漂亮，所以他爱上了她，虽然后来她说，只因为当时年轻，被他骗了。
      来不及享受青春，来不及追赶时尚，年轻岁月时时、刻刻，转瞬、即逝。来不及爱美，她便已为人妻为人母了。

      妈妈，她是我的妈妈，我却不懂她的美。

      她的美，作为女儿，外婆没有爱惜；作为妻子，爸爸现在也很少赞美了；作为母亲，我却不懂她的美。
      从那些泛黄的照片上，还能看到她曾经的美。现在，她仍爱美，也会去拉头发、描唇线，那是她想要找回曾经错过的青春芳华。

      小时候，当她亲吻我，我总是“讨厌”地使劲擦拭嘴巴；当她告诉我，我是她未来唯一的希望，我第一次觉得我从未去了解她；当她告诉我，她头上已添白发，我后悔那竟然不是我先发现的；当她总把一句话反复表达，爸爸说，这么多年，习惯了习惯了，而我总是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当她来看我，我总抽不出时间好好陪她，不知道带她逛哪儿，不知道买什么……这都是因为，她是我如此亲近的家人，我真正爱的人，我却不懂她的美。

      现在，我大了，她也快退休了，她总会催促我赶快结婚，她便把自己充足的时间拿来带孩子。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别人问我，如果你未来的媳妇不喜欢你妈怎么办？我回答，我会立马把她休掉。
      这句话，始终算数。

      难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吗？不。
      妈妈，你作为女儿的美、作为女人的美也许已经错过了，那么，我不能错过你作为母亲的美，不能错过你母爱的博大。面对面，你的美，我终生收藏。

本文刊登在三湘都市报周末版《都市周末》第11期（2009年11月22日）第14版“人文·纪事”
《都市周末》记者  朱梓烨

姚南薰女士

人物简介：姚南薰（Nancy Yao Maasbach），美籍华人，毕业于美国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外交和国际事务专业，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姚南薰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中国和亚洲研究员、公共事务部主任；高盛公司投资银行副总裁、全球市场研究所政策研究主管，以及金融研究与分析中心亚洲及新项目主管。其足迹踏遍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2009年7月1日开始，姚南薰成为雅礼协会1901年创立以来第一位担任会长的美籍华人。

“联结中美、育人百年”。雅礼协会新任会长姚南薰女士上任一百多天，便马不停蹄地赶往中国。她是一个“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她的履历里，无处不“中国”。中国博大、雅礼悠远，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她对历史文化的修习总保持着细致严谨，但她心中对雅礼协会、对中美合作交流的规划蓝图却十分宏大。

此行中国，她与雅礼协会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低调简约。即将离开长沙启程前往昆明的前一天，姚南薰（以下简称“姚”）在她下榻的酒店接受了《都市周末》记者（以下简称“《都》”）的专访，为我们担当翻译的是雅礼中学毕业、现任雅礼协会医疗卫生项目官员的彭子捷。

缘来中国：“我是ABC”

《都》：你是第一次来长沙？
姚：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来湖南，但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3年，到北京、上海、杭州旅游，因为我父亲在泛美航空工作，我可以“搭便车”（笑）。

《都》：你父母都是中国人？
姚：我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沈阳人，我是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有一个哥哥，哥哥在家里说中文，但和我说话总得用英文，因为我总和他讨论电视里的桥段（笑）。

《都》：你的履历很丰富，工作涉及公共事务、银行金融、学术研究、政策分析以及新闻传媒，但几乎每一处都有“中国”。
姚：我毕业于美国西方大学，现在这所大学很有名，因为奥巴马转学之前的两年就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我高中就学习了中文，一直以来对中国都很感兴趣。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在CNN做制片人，全程跟踪。作为一个ABC，研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似乎更有优势。

《都》：你提到你是ABC，那么在美国，别人怎么看ABC，ABC又是怎样看中国？
姚：我在一本关于中美关系的书上撰写了一章，内容是ABC眼中的中美关系。在美国，ABC有三种：其一，受家庭影响型。比如他的父母是外省人又是国民党，孩子自然就不会有台独的想法；第二种是个人主观型。他们缺少认识和研究，但因为他们有中国脸，别人就会以为他们了解中国，当被问及中国的时候，他们也会说，但有可能是瞎说；另外一种是文化研究型。因为他们是ABC，他们对中国感兴趣，通过大量的阅读区学习、客观判断，他们的资质决定了他们在这个领域的领悟力要比一般美国人要强。这是理想中的美籍华人，但却很难做到。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谁也不敢说真正掌握。即使住在中国很多年，也不见得能了解太深刻。10几年前，在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关于中国的会议上，我们请来的中国专家，也很难浅易地解释什么是中国。“China is so big”（中国太大了），就这样。的确，哪怕是再有名的中国专家，对于漫长的历史与广博的文化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明白，更何况十多年后，中国的发展已是沧海桑田。

人民大会堂的火柴与发展的中国

《都》：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外交关系协会？
姚：是的，我当时在加州上学，但因为父母在纽约，我便想回纽约工作。在美国，如果不认识很多人，也很难找到好工作。我在《纽约时报》上找到外交关系协会的招聘启事，他们需要人做中国研究，我很感兴趣，当我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高兴极了。那一次仅有4轮面试，后来我应聘高盛，经历了25轮面试。当初我在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部，有很多机会去亚洲参加各种会议。那时，我还是帮美国代表团跑龙套，为代表团会见李光耀、钱其琛等重要人士打前战，但每次都受益匪浅。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我在那里感觉到一种无上的荣耀。我很喜欢大会堂里的火柴盒，临走时，我拿了一个放进荷包里，现在它是我的珍藏（大笑）。

《都》：2007年，你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任公共事务部做主任时，举办了一场“Beyond the Next Quarter: The Forces Shaping the Future”（跨越25年：塑造未来的力量）的主题年会，会议上，CEO、高官云集，畅谈社会、经济、政治等严肃议题，你却说它很有趣，为什么？
姚：我当时领导一个7个人的小组，每年要策划100多场不同话题的会议。我的部门制定会员标准，不同档次的会员参加不同级别的会议。你刚才提到的这次年会每年3月开始，我们会邀请在美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世界最大公司的CEO、主管来参加。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议题，是因为中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不在中国的美国人，却很难身临其境地去体会遥远中国的变化。现在这些大人物们，虽身在美国，却感觉孤立，他们需要了解中国以及全世界目前的状况，经济、安全、政治的变化，而我们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和一些专家们一起讨论关于中国、关于世界的话题。

《都》：你对中美交流的现状是怎样的看法？
姚：中西方文化交流一直停留在高层互动，显得很正式、很外交，缺乏朋友之间的互信。1994年，美国怀疑中国进行核试验，出于一种恐惧，便对中国有一种忌惮，关系趋向缓和；而当中国出现群体性事件的时候，美国就像抓住了中国的把柄，双方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台海关系问题始终是如芒在背。现在，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得到改善，互访、交流增多，美国也觉得轻松。
美中关系一直处在波动状态，我希望双方能找到平衡点以保持稳定、持续的发展。

雅礼协会办公楼图

执掌雅礼协会

《都》：你是怎样成为雅礼协会的会长的？
姚：可以说，我与雅礼协会并没有什么渊源。1997年，我在耶鲁读MBA，但我却对它并不了解。说起来，一切都是缘分（笑），雅礼协会通过猎头公司征选新会长，而猎头公司派出的那个“猎头者”正好是我在耶鲁认识的朋友。他了解我的兴趣，也知道我在亚洲、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当他问我有没有兴趣从纽约搬到康涅狄格州的时候，我兴奋极了。因为在此之前，我的父母已经搬到康州，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父母在一起，而耶鲁大学是我的首选之地，那里是一处哈利波特式的净土。

《都》：同样是中美交流、对外关系的工作，你觉得雅礼协会有什么不同？
姚：雅礼协会是一个独立非盈利的组织，虽然我们用耶鲁的名字，但除了场地、电话系统等，我们是自负盈亏的。雅礼协会总部在康州，在长沙、香港设立办事处。但追根溯源，我们和其他协会不一样，我们的家在湖南，根在长沙。
在对外合作交流方面，雅礼协会的工作最标准。建立伊始，雅礼协会的很多工作都是双方互相学习的过程。从一开始，我们的理念并不是“美国教中国”，而是互相学习。这样的初衷从雅礼协会诞生之时起形成，从未变更，但这确实大部分美国公司、组织都做不到的，他们应该学习这样的思维。虽然我上任不久，但通过阅读学习，让我自己感到十分吃惊的是，在20世纪初，一个西方人建立的组织并没有因为中国落后挨打而歧视中国人，反而觉得中国始终值得学习、值得尊重，这一点让人感到意外，但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姚心中的雅礼、湘雅和未来

《都》：你此行都做了哪些安排？
姚：新官上任，我要来中国见一见我的合作伙伴：雅礼中学、湖南大学、湘雅医院、中南大学等等。离开长沙，我们会去昆明、北京，和一些想要和中国合作的美国公司、想要和美国合作的中国公司接洽。

《都》：雅礼中学和湘雅医院给你的印象如何？
姚：（感叹）雅礼中学和湘雅医院是中国的典范！我并不只是说他们的硬件方面，我说的是雅礼和湘雅所展现出的意识和思维、头脑里的文化和想法，它们都拥有很开放的环境，乐于接受新东西，有不断地改变和变革的愿望。我不知道雅礼协会在这样优秀的文化发展中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身为这个文化中的一份子，我便感到很荣耀、很高兴了。

《都》：与你以往到过的城市相比，它们有怎样的差别？
姚：差别太大了。中国发展太快了，每天都在变，今天的雅礼、湘雅与明天的都不同。它们的发展不是从小变大，而有可能是从苹果变成梨的质变。我在日本工作过一年，研究中日关系。哪怕是传统、老套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法，我都甘之如饴，因为我的对象是中国。但如今我到了雅礼，到了湘雅，感觉更舒服、更亲切、更熟悉。

《都》：接下来，你对雅礼协会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划？
姚：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计划（她着重强调了“太多”这个词）。100多年来，我们在中国结识了很多合作伙伴，也得到了耶鲁大学以及我们的校友、协会会员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希望我们的项目向更深层次、更多领域拓展。现在，我们主要的项目涵盖教育合作、医疗卫生合作、公共事务（志愿者帮助弱势群体）等领域，目前我们最主要的拓展方向是环境领域，我们希望与中国的公司合作，借助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的支持，在中国开展保护环境的项目。
另一方面，我们要把业已成型的项目向更需要帮助、与外国人接触较少的区域扩展，帮助他们的教育、医疗事业。
雅礼协会就像是一个大社区，在社区里的都是一家人。

雅礼协会的办公地点很有“品味”

后记

姚南薰把这次十分巧合的采访称作“缘分”。她说她虽执掌协会仅100多天，但却受益匪浅。“雅礼协会似乎被上帝触摸过，得到了神的祝福，被神眷顾”，100多年来，它神奇般地存活下来，独特而开放的精神文化生根发芽。

姚南薰喜欢长沙人，“他们爱笑、热情，喜欢与你眼神交流”。上海人太忙，没空看你；北京太大，不辨方向；广州人很享受食物，下午茶就能吃3个小时。长沙人不缓不急，似乎所有的事情已经办好，大家围坐在一起，舒服得像一家人。她喜欢长沙菜，尤其是莲藕、鱼头和扣肉，她说会回去做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吃。最后，她还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说，最后一定要写上：姚南薰“怕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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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周末》记者  朱梓烨

中国雅礼标志

1901年，一群耶鲁毕业生和教员在美国创办耶鲁海外传教会；
1906年，传教会在湖南长沙创建雅礼中学；
1912年前后，传教会创办的湘雅医院、湘雅医学院、湘雅护士学校相继成立；
1913年起，传教会开始以“中国雅礼”（Yale-in-China）之名广为人知；
1934年，中国雅礼以非宗教机构的身份再度注册
1975年，中国雅礼正式更名为雅礼协会
……

一个在中国长沙建立、致力于中美关系与民间合作的美国协会108年风风雨雨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宏大叙事的历史，是千百个在战乱年代为求学探索、救亡图存而牺牲的人物群像，是今日雅礼、湘雅灿若星河的辉煌篇章。
也许，你知道雅礼；也许，你知道湘雅。那么你也应该知道：中国雅礼在长沙！

雅礼的前缀：中国，长沙

19世纪末，美国耶鲁大学校园里，宗教热潮席卷而来。一群耶鲁毕业生和教员为在异国建立并传播基督教的影响，于1901年创建 “耶鲁海外传教会”——它后来惯常被称为“中国雅礼”（Yale-in-China），和大多数在沿海地区传教的教会不同的是，耶鲁海外传教会选择了湖南，长沙。

中国雅礼创建者们

在蔓延着凄凉古意的20世纪初的中国，清王朝高高飘扬的龙旗翩然落下，暮气沉沉的天朝上国已是哀鸿遍野。
风云突变，长沙也浸淫在暗潮涌动的革命情怀中。一个传教会选址长沙，几乎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

耶鲁大学与中国打交道的历史由来已久，詹天佑、容闳那一批人早已在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美国总部所在地）埋下了中国人的梦。在耶鲁大学以及其它驻中国的传教组织的指导之下，中国雅礼从宣讲基督教义向教育转变。1905年，胡美博士（Dr. Edward Hume）的来华更决定了医务工作和医学教育成为当时工作的重心。

胡美与中国教师

在洋人不受欢迎的中国，胡美作为“雅礼医院”的医生，凭借自己的医术和诚意博得了人们的信任。据林语堂回忆，他初识胡美的时候，为他丰富的学识和开阔的胸襟而震惊。他并不是来中国拯救“异教徒”的，他尊重多元文化以及思维的碰撞。

1906年，中国雅礼创办雅礼中学。《论语》有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礼不仅蕴含着深刻的文化之义，还和耶鲁的英文“Yale”音似。之后，雅礼大学成立，其后迁至武汉并同另外两所教会学院合并，改称华中大学。

雅礼中学创建

雅礼大学文凭

1912年前后，湘雅医院（扩建的雅礼医院）、湘雅医学院、湘雅护士学校相继成立，以提供最先进的西方医学技术培训而享誉华中和华南。护士学院则比耶鲁大学本校的护理专业开设得还要早。

与同时期其它外来组织尤其不同的是，中国雅礼内所有主要的领导职位日渐都由中国人担任，中国雅礼也成为了一个中美合作性的组织。正是这一批人，将中国雅礼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事业当成自己的责任，使之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战乱中辗转、告别

中日战争爆发，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人心惶惶。湘雅医院承担起救治伤兵、护理难民的艰苦工作，大部分的湘雅机构都随同国民党一起避往西南地区。1938年7月，华中大学迁往桂林，次年再度转移至云南省边远的喜洲地区。1938年9月雅礼中学迁往湖南沅陵，10月，医学院和护理学院迁至贵阳。

即使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师生、医患，仍在不断学习、不断求索、救亡图存，这便是雅礼与湘雅的成长生命线。

湘雅救助队在日军空袭下正常工作（上），雅礼学子辗转迁徙（下）

中美双方对中国雅礼在中国的事业也在此间展开了博弈。依靠募款运转的中国雅礼毕竟只是一个群众团体，其在华诸项目都要依靠本土扶持。医科学校就是在湖南省主席谭延闿的支持下，与在京湘籍人士组成的育群学会合办的。后来，美方财力难以为继，双方第二个10年方案决定：医校改名湘雅医科大学，完全由中国人自办，医院仍由中美合办。1940年，湘雅医学院改称国立湘雅医学院。

1945年9月，返回长沙的中国雅礼四处募集资金重建校园，修复被日军用作部队和马匹军营的学堂。可是接下来长达四年的国共内战以及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让饱经战乱的中国雅礼依然前途未卜。

1951年，解放后的长沙政府逐步将中国雅礼在长沙的资产收归公有，雅礼中学改名为“解放中学”。雅礼协会最后一任驻长沙代表俞道存（Dr. Dwight Rugh），作为校园里唯一的美国人而遭到软禁，1950年的大半年都在家中度过，直到1951年五月才因解禁而离开中国。

他们

俞道存和俞婉英（Dwight & Winifred Rugh）夫妇是20世纪30、40年代雅礼师生员工无不熟悉的美籍老师。在出生于雅礼的女儿俞伯琴（Betty Rugh Elder）的眼中，父母在长沙工作的20多年始终是他们最魂牵梦萦的记忆。她后在美国出版回忆录《黄鹂之歌》（The Oriole’s Song），书中详细记述了她在雅礼生活的时光。俞道存是耶鲁大学博士，在雅礼负责宗教教育，俞婉英则负责英文和音乐的教学，二人于1930年加入中国雅礼。夫妇二人赶上了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带着孩子与雅礼、湘雅共进退。1944年7月28日，回家仅25天的一家人被要求返回长沙。1945年，俞道存返回战后的长沙，担任中国雅礼驻雅礼和湘雅的常议代表。次年，俞婉英携女儿返长帮助丈夫全力以赴恢复雅礼和湘雅的元气。俞道存一直相信中国雅礼还会回到长沙，1981年，他弥留之际，耳畔还萦绕着雅礼学生的歌声。

俞道存参与恢复重建

雅礼协会前辈中有一位近百岁高龄的老人Maude Pettus，她从小喜欢中国，在战乱时期作为护士来到了长沙。她和美国丈夫Winston Pettus在长沙生了女儿后回到了美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她本想返回长沙同丈夫一起帮助战后重建，由于战后国内供给紧张，有飞行执照的丈夫驾驶着大家想办法弄来的飞机往返于长沙和云南边境线之间运送药品，不幸的是，由于非专业的驾驶能力和一次恶劣的天气，她的丈夫不幸在一次飞行中牺牲了。多年来，她始终记挂着中国，老人说出她最喜欢的一句话：I believe in sun even when it’s not shining; I believe in love even when it’s not showing.（我信奉太阳，即使它失去光华；我信仰爱，即使它隐而不彰）。

如今的雅礼与湘雅，业已成为长沙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两张名片。厉以宁、梅可望、金岳霖、何凤山、李星学、张友尚等星光璀璨、泰斗云集；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李振翩等回春圣手造就“南湘雅，北协和”的传奇。

雅礼归来

58年后，《都市周末》记者采访到了俞道存的继任者——雅礼协会（中国雅礼1975年正式更名“雅礼协会”）教学项目主任史汀娜（Christina Stouder）女士。雅礼协会驻长沙办事处2008年恢复，设在湖南大学外事办的一座红色小楼里。

据史汀娜介绍，1951年后，大陆反美情绪高涨，台湾社会动荡，中国雅礼的工作转向香港，1954年与钱穆创建的新亚书院建立联盟。中国雅礼同新亚书院合作的主旨在于支持与协助，而非直接涉入行政管理。雅礼协会从美国福特基金会和其它基金处申请资金，专门赞助书院的发展，并向新亚书院来美进修的教师提供奖学金。1956年，恢复了每年派送两名耶鲁毕业生来华担任英语教员的工作。1963年，由新亚书院、联合学院和崇基学院合并组成的新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挂牌成立。  

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雅礼协会工作人员访问了前身是湘雅的湖南医学院。从此，英语教员和医务人员的交流项目恢复，并逐渐回到湖北的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重新开始的合作

传递平凡的爱

与官方外交相对应，雅礼协会的项目关注中美普通民众间的交流，将大家对教育、医疗卫生、法律培训、学生交流、环境保护的关注向普通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延伸，传递最平凡的爱。

雅礼协会目前以湖南为根基，已将项目拓展到北京、江苏、广东、香港、安徽、湖北、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新疆等省市。项目包括美国研究、英语教学、学生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流动人口健康、艾滋病等公共卫生项目。

在采访雅礼协会新任会长姚南薰（Nancy Yao Maasbach）的时候，我们正好遇到的耶鲁大学教授Robert Rohrbaugh。我们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还在和学生交流、培训，那正是他的休息时间。

今年，作为多个交流项目的一部分，雅礼协会卫生项目帮助了11位中国医学生作为交换生在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也帮助了多名耶鲁医学生前往湘雅医学院及医院学习和实习。从2003年起，雅礼协会在湘雅开设了雅礼奖学金，帮助了很多湘雅学子。在过去的一年，雅礼奖学金一共支持了120名湘雅学生。目前，雅礼协会资助的22名耶鲁大学毕业生正在湖南、安徽、广州、香港等地教授为期2年的英语和美国文化，以及参与环境方面的社会服务活动。记者前往湖南大学采访的时候，恰好碰到来长沙集训的22名耶鲁毕业生。他们都有中文名，而且中文说得很好。

吴林明（Brenda Woo）和苏洁迅（Michael Schmale）2008年8月起担任安徽黄山市休宁县一所中学的英语口语老师。这所条件并不太好的学校里的学生和中国其他县镇里的中学生没太大区别，羞赧、朴实。两个美国人没有课本、没有教程，全靠自己制作的幻灯片和小纪录片，一边教英语一边教授外国文化。他们给学生开了一堂“世博课”，这个学期已经讲了希腊、南非和俄罗斯。午休、周末的下午都是高一年级的音乐剧排练时间，要让这群上课都不敢举手答问的孩子上台表演可不容易，不过他们做到了。两个美国年轻人很喜欢中国这种能和学生共度3年的教育方式，“那就像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感觉很美好。

吴林明（Brenda Woo）和苏洁迅（Michael Schmale）和孩子们的音乐剧

刘赞美（Carol Yu）现在是雅礼中学的口语外教。2008年，当她听说耶鲁大学有16个人要去四川参与社会服务，她便立即向学校写了申请报告，希望能带几个雅礼中学的学生一起前往。“我知道他们有很强烈的志愿服务的爱心和热情，但总没有机会，我也一样，以前在耶鲁的时候没能积极地加入到公益活动中去，感到很遗憾。”让刘赞美意想不到的是，学校领导很快批准了她的请求，而学生的“入川”申请书雪片般落入她手中更让她感动。最后，10名学生被选中前往四川彭州灾区的一所小学。而那些不能去的学生们，把自己的爱心与关怀写成小卡片，募集了一笔捐款让他们捎了过去。看着一开始在耶鲁大学学生面前还略显羞涩的学生一板一眼地给灾区小学上课的时候，刘赞美心中充满的自豪，“能在雅礼呆2年，是我的幸运”。

耶鲁、雅礼学子在四川灾区

正如一名从四川归来的雅礼学生所说，这“是一次洗礼，一次成长，……欢喜与悲伤交替，成功与坎坷并存，……在灾区的所见所闻，让我学会了庄严与肃穆；与耶鲁学生的合作交流，让我学会了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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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承蒙见怜，有幸再一次与龙氏夫妇一同度过，不至于让来之不易的2天在百无聊赖中飞逝。

      晚上回来，室友说，你得赶快娶一房，今后出门去耍，一双男女，也煞是好看。

      室友与我同样是闷骚的宅男大军中杰出的一员，目前在某金融部门工作，刚毕业近半年，转正之后收入颇丰，前不久在长沙已置下产业，迅速成为有产阶级——以及房奴。不过，以我国金融事业之景气，其在该部门之前途，以负债之钱帛换来未来70年之产权，估计不消20年。饱暖思淫欲，天天盘算着股票基金和不用犯愁的住房公积金，剩下的就是如何“抠女”的问题。

      同是棍子的我远远跟不上他的节奏。早年间找工作的时候，口号是“非五险一金不从”，现在我拿的是纯工资，当的是光条条的纯爷们儿，五险一金全不在规划范围之内。且鄙人虽才疏学浅，却也志不在长沙，起码也没打算在近些年于此安家。至于置下产业，如前所述，我对房地产实在是不甚感冒。我十分想喊出“全中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同样境况的人应一声，只要知道有几个同伴，我也就满足了。

      龙董氏欲给我介绍一女，让我“脱光”。道是此女温柔贤良，属限量版正宗女子，兼具我大爱之可爱萝莉之气质，怎一个风、雅、颂了得！

      然而，此女据说还有一优点，就是信用值很高。根据矛盾的相互转化的原理，此优点可转化为：本月消费基本靠信用卡，本月工资基本还信用卡。

      原则上，我十分赞赏这样的消费观。美国人要向中国人学储蓄，中国人要向美国人学消费。传说，二者中和，美国不再有次贷，中国亦可拉动内需——一些经济学家的粪坑经济学。所以，我十分鼓励如我们这样的啃老一代能在最黄金的年华背负沉重房贷的闲暇多消费以体现我们至高无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不过，此举对现在的我来说，无异于是在我们小县城里建迪拜塔，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讲政绩工程的世风时俗里，作为小县城一任长官，也不好意思不与时俱进。小县城虽已脱贫，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有小幅增长，然我这个长官，占着一块租来的屁大块田地，要运筹帷幄，建一座高耸入云的豪华巨塔，我只会心口疼。当然，我十分想把这个政绩工程批下来，无非是背债么，迟早要当房奴，可以先当“女”奴，感觉一下。无奈，我心里最底层的平民经济学和6年大学生涯养成的自由反抗精神作祟，此工程受到强烈的抵制，我很愿意遵从民意。

      室友说，你可以改变她。NO！我的立场可能更不坚定。

      既然是一贫男，可招一贱女，凑成一对贫贱夫妻。你是风儿我是沙，和在一起是泥巴。如果你送我500块钱的东西做礼物，我总想着买600块的东西回报你。当时，也许我们以为是爱情，以后呢？

      当然，我又不是穷傻，咬碎牙为彼此买下情物也是爱你的语言，只是，别让爱呓成了口号。这样的口号，我喊得起，爱不起。

      我总想找一个女人，就是要给她一辈子的幸福，她也给能给我一辈子的幸福，到白头，我们也还手挽手，所以我不轻易追求，也不轻易承诺。

      也许，是我把自己想得太高尚，也把别人想得太高尚，还把爱情想得太高尚了。

      那些过来人总是苦口婆心的规劝我，现实点吧，得过且过着，随便找一个玩玩儿，积累经验也是好的。虽然我一度也下定决心随便一下也好，可以给自己交差，也可以向老妈交差了。不过，总是不了了之，下不了手，也因为真没到喜欢那个份儿上。

      原本，我以为自己多么高尚，还能有点道德的优越感，当被别人说成愚蠢时，我的脸面便变得有点挂不住了。

      当然，到现在，当初的771、306的H4——四条汉子（4个光棍），单身的就快只剩我一个了，我仍依然故我，现在的理由已经没有那么冠冕堂皇了。还是赶紧享受几年单身的快乐，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尝试一些大胆的想法，背个相机，独自旅行。

      至于太过于追求完美的想法，还是少一点的好，武大的事、前途的事，都是我们把它想得太美好，期待太高，憧憬得太高尚了，所以当我们面对现实时才那么错愕。

      世上的事都不那么容易弄清楚。我从小就容易感冒，这个毛病持续20多年，直到我24岁时才大概地把它弄明白，现在周围再多人感冒我也好好的。感情是个多么复杂的物什，哪会那么容易就懂得，还是把所谓高尚放一边，过好自己的生活再说

      不！24岁，20年后，44岁。工资不高，赚外快是碰运气，现在买房？每月一两千的房贷结余，就只剩下饭钱了。没钱买相机，没钱买书，没钱健身，剩下的时间我就是看着这空荡荡的大房子，想着年纪轻轻就背负起几十年的债，我除了想哭就只剩下想死了。

      同住的朋友买房了，虽然是二手，虽然是装修过的，虽然马上可以入住，虽然离市区也不远，首付加还贷利息，他还得每月接近2000还上20多年。被逼迫着啃老，啃老之后就是蚕食自己，蚕食自己的青春，把最黄金的岁月贡献给债务，过得不潇洒，没有情趣。每个月战战兢兢地去银行换房贷，就像是拿着定时炸弹，生怕什么时候房地产泡沫破灭了，周围的房子都不值钱了，是拒不还贷而拿不到房产证还是硬着头皮把房贷换完？

      中国变化太快，时局波谲云诡，20年时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仅仅从1989到2009，多少金贵的大学生成了打工仔，没读过什么书的发了财？当年少数人手中大哥大，现在连捡破烂儿的都是人手一机联络业务了。

      现在买房无异于选择了几十年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也许在国外耗得起，在中国，随时都可能被踢到边缘。

      好友的父母要求他今年必须买房，可惜，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长沙房价再攀上20%。看不懂！真有这么紧俏吗？没有！炒房团和房地产商自己忽悠出来的。老百姓买得起房吗？买不起，买不起就做房奴！那也有买得起的！是的，有。买得起房的那就不是老百姓！我可不愿意把自己大号的年岁和有理想的未来和这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框框和变幻莫测的中国银行业捆绑在一起，这场豪赌的结局必然悲惨。

      买房，不是不可以，小户型，三四十平米，一个小家，谈恋爱，探亲短宿都够了。首付几万，月供只要几年。不过，就连这几年我也不想浪费在买房上，30岁之前的日子越过越少了，我还记得自己过20岁生日那天有多么惆怅。

      越到基层，老百姓越容易被忽悠。他们的思维往往更禁锢，总希望给孩子置办一个家，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拼了老命地让孩子啃自己的肉，霸蛮买下这个壳子才心安理得，如释重负地觉得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满堂儿孙。殊不知这一啃，是给政府和奸商们啃了，不仅献上了自己的肉，把孩子的未来也献祭了。不值得，真的不值得。

      相信专家吗？经济学家有几个正人君子，有几个混蛋，你知道吗？各行各业混吃混喝的人多如牛毛，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大有人在。有几个人说了真话？最近有本书，《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一一数落了那些经济学家的劣行。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现在不是解放初，人人都会说真话，浩劫那时候是不敢说，现在是不想说。每个人都被利益套牢了，说不出口，偶尔出来几个说真话的，也是背后有靠山、不缺吃穿的还有点见识和良心的人。现在连光脚的草根奔走呼号的也少了，他们没有话语权。中国丢了很多传统，但有一个传统没有丢，真学问在野不在朝。不过和古代不同的是，古代的老百姓听不到朝廷的训令，只知道本地有学问家；现在的老百姓整天浸淫在媒体的洪流里，弃真学问如敝屣。

      通货膨胀了！不买房子就买黄金！噌，房价涨了！噌，金价也涨了！没资本就别跟着起哄乱耍。社会资金的总量在一定时期里不会无缘无故暴涨，为什么那么多人成了暴发户，你可以想想有多少老百姓给他们做了贡献。

      我不仅不能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都拿来买房，还要赶在找老婆之前实现我三大件的梦想（Iphone、数码单反、苹果机）。要不然等找了老婆，她买她的小物件，你再想买大件还要找他商量，她一句“不行”还哽得你没屁放，你也不能因为这事和她分手，闹来闹去，结果是你还得给她买件新衣服，岂不是更划不来了。

      特此声明，鼓励我买房反对我买三大件的不会成为我的女朋友或老婆。

      整个大学阶段，我似乎都处在一种顺杆儿爬和“被进取”的自我满足的状态之中。也许，我曾经疑惑过我想要追求什么、怎样追求、为什么追求……然而这些所谓的梦想与追求都在这种自我膨胀中破灭掉了。

      我想过玩音乐，想过钻研书法，想过学习绘画，想过做导演，想过成为摄影师，想过成为学者老师，想过成为一个名记者实现新闻理想……这一切的“想过”最终都在那种表面的谦虚难以掩饰的自我满足面前原地踏步、默默地止步了。

      我放弃了在键盘上的进步，放弃了临摹的努力，放弃了绘画的想法，放弃了成为导演的目标，卖掉了相机，在学术上自暴自弃，放弃了最喜爱的城市，没得到最想得到的机会，茫茫然走到今天，面对现实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新闻理想。

      与所有师弟师妹眼中的所谓“牛人”不同，我更多的是一个庞大的气场，里面却空无一物。我“优秀”得有些另类，有些太不入世，停留在被夸赞、不思进取的阶段。似乎总是在享受这种被仰视的快乐，但却始终无法弥补自己的空洞。

      我有时候会害怕，害怕终有一天，那些曾经仰视我的人迟早会超越我，他们俯看我的时候，我就会原形毕露。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时间太紧迫，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我妄想每天晚上睡去的时候，就能到达一个平行空间，在那里，每个小时就是一天，在睡觉的这8个小时里，我可以安安心心地学习8天，无忧无虑地休息8晚，每天睡觉起来都像是脱胎换骨一样。

      现在，我在长沙，这个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呆的地方，我总在想，我在为什么而奋斗，我的奋斗值不值得，我应不应该在此停留。这种种疑问都来源于不满足、不甘心，和自小而来的一种小小的自卑。

      自傲的人，心底总会藏有自卑，就像是相对于中心对称的两个点，自傲越高，自卑便会越低。

      当然，如何才叫成功，又是需要衡量的问题。如果用现实的标准衡量，我想可能我的成功会来得相当慢，甚至没什么盼头。这个时候，这种简单的满足又是人生最好的良药。自寻一处辋川别业，自己和自己的烦恼作斗争吧。

      意识流，勿怪！

      每逢博文更新到一定的数值，我都会拿这事儿说道说道以示纪念，今天更新，正好第600篇。

      拖了许久的东西终于在田老板与那群对别人生活满不关心的女人的软磨硬泡之后，赶在长沙清冷天气开始的第一天如约而至了。此前，我一直朝思暮想的、与武大有关的也就这事儿了，剩下的就只是一堆错杂的感情。

      自从2004年我在中国博客网开博，开始写无聊的生活片段开始，我的博客就与武大有关，直到现在，关于武大的故事都不可能结束在这第600个叙事里。

      看到校内上面05广电毕业视频，我不禁想起我们分手离别的情景了，看到那些师弟师妹的样子，我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个个优秀的人。我不常在新闻院，永远处在大主流的最边缘，这是我大学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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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武大如某些人预期地红了，红得异常迅速。10个好消息抵不过1个坏消息，10件好事不如1个坏事。对于武大来说，当年刘道玉所做的所有好事，只能像雷锋同志一样，写在日记本上，让某领导人题个词，估计才能流芳千古了。而多年以来，武大行政的臃肿和腐朽，终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下，抽丝剥茧，浮出水面了。而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早在公诸于众之前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小草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多少还有些高看了我们母校的官僚们，因为这些人并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他们是早应该挖出来的蛀虫。不说大了，单就我在武大的这6年，师生恋恋不忘当年刘道玉时代这一现象，就足以发人深省了。人只有在对现状极不满的情况下才会总是怀着美好的渴望怀念过去。武大的未来，不是喊口号、大跃进地跑步进入所谓“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而是应该重新反思了。每每谈起母校，对话框里没有几句不是带着“哎”的前缀，爱之愈深、责之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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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闻未来网出事了，还收到了传票，相比于上述的事情确实没什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能喝湖北省检察院较劲，不过这个消息对我这个才离任青传CEO仅5个多月的人来说，感觉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未来网上传了电影，当然没交什么版权费啊那些，高校的学生媒体一直都把这事儿当做理所当然的无所谓。但是，那些发行公司总愿意和学校的学生网站较劲，提前调查取证，大费周章，就为了从学校弄几个钱花花。说得好听点，他们这是保护知识产权；说的不好听点，他们没能力抓那些网络盗版制作人，也拿一些摸不着头脑的电影网站没辙，就拿最好糊弄、最无恶意的学生开刀，不得不说这些人把小聪明都用在了欺软怕硬这档子事上。

      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在我上任之前就发生过，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这事，还全员学习网络法规。我还算幸运，大事没出，只不过对主管老师来说，我本身就是个麻烦。匆匆把我送走了，送得很远，远到我根本回不来，他们安心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调任的他再次遇到这事了，然后就打算“简单粗暴”处理这事，撤掉栏目、裁撤人员。老思路、没能力解决问题，就来最简单的手段，干净。良苦用心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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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这么多理应觉得伤心的事情，我却怎么也伤心不起来，反倒有些幸灾乐祸式的兴奋。搞得我现在还得反复的压抑自己的情绪：淡定淡定，我还是爱母校的，至少他有过辉煌，也有我的回忆。

      还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多爱武大，多爱樱顶，多爱樱花大道尽头的新闻院。

      才2个多月，我身在长沙，偶然再一次听到《合照》的时候，我忍不住从网上下载了《珞樱》的每一首歌，翻来覆去，不停地循环播放。

      从前，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些即使在武汉工作的人还总把“回来看樱花”作为一个话题反复的在群里讨论。现在，突然才发现，即便是距离不远，时间不长，我也像他们一样，变成了一个想家的孩子。

      《珞樱》这张专辑诞生于2003年，那一年，我刚入校。《合照》的曲作者黄友敬就住在后来我大二住的湖七宿舍——那个神奇的“筒子楼”。

      2003年的秋天，校园里因为这张专辑，让我们依稀还能感觉这一年刚刚散去的毕业的气息。这样的伤感，糅杂进我们进校的迷茫中，变得坏了它原来的滋味。

      军训后，我和同学们一样，和同寝室的小田进了一张《武大社团》的报纸，成为专题组的一员，接手的第一个专题策划就是原创音乐协会，而我们俩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就是黄友敬。

      相信这是他们最辉煌的一年，这张专辑凝聚了几届武大原创音乐人的汗水与梦想。但是，这也将是他们最落寞的一年，专辑的商业价值没有被挖掘，几位主创也面临毕业。

      我和小田没听过这张专辑，哼着从广播里听来的熟悉的歌，竟也不知道这就是他们的《樱园梦》。我们见到黄友敬的时候，他正在星际。说明来意，他同寝室的朋友“知趣”地回避。我坐在他的小板凳上，具体问了些什么，他说了些什么，都淡忘了，只是依稀感觉他是一个不错的南方人，对后辈很关照的学长。

      之后，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期的专题没有上报。这份报纸在一个月之后也莫名其妙地沦为内刊，于是，我和小田选择了离开。

      2004年9月，我搬进湖七宿舍，宿管员分给我一把小凳儿，我翻过来一看，板凳座下面赫然写着“黄友敬”三个字，当时我直感叹这是怎样的巧合。

      后来的原创再也不见这样的辉煌。我们还是哼着《樱园梦》，在实习时的一篇报道中也还用到了里面的歌词。

      2008年底，校学生会大庆，邀请我给填词，我才有机会和学校的乐队合作了这首金秋艺术节的主题曲《放飞》，这也算是多年后对这段缘分的一个了结了。

      《合照》的第一句这样唱：纵然这合照中是朋友，却不愿摆上桌面证明我怀旧。最后一句却是“倘若沦为合照朋友，一切是曾有，不回首。”

      现在，我电脑桌面是秦府9个人的合照，桌面上还有我们湖七306合照的图片文件。我承认，我怀旧，只是别让我们沦为合照朋友。也许，时间会改变一切。但，能抓住的，我总还想尽力去留住。即将寄出的每一封信都写着我们共同的记忆，希望，我们与珞珈、我与大家，不仅拥有前世今生，还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