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曰Karajan

来Bus一年，被推荐过一篇影评、一篇美食，现在又被推荐为68期优秀乘客
突然，很满足
Bus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我这种“半条腿入世”的性格，隐而显
就像是做了好事，本人逃离，但又想让大家知道是我做的
哈哈，很不干脆的性格
我打算改掉这个坏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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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日记每天一篇，初中作文每周一篇，高中随笔每周一篇
高二竟然挤时间在课余完成了一篇小说，现在读起来好笑，十分好笑
因为当时正赶上某重门出版，某寒出名的时候
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居然跟千里之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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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东西多了，有一个乐趣
就是自顾自地看以前写的东西，偷偷地笑，又不说出口

——————————【叙事转弯提示】——————————

前段时间都过得比较紧张
一直在准备硕士论文的选题和框架
上周之前把彼得斯《交流的无奈》看了一遍，在单波老师的提醒下看的
于是，便再次和我脑子里面的“神话”勾搭在一起
上周前半段时间把这本书看了第二遍，写好了论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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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爷子说这纯理论的东西不太好写
不过，总之老板是肯定我的选题了
收到消息后就在游戏里泡了两天，《英雄无敌5》《文明4》
都是耗费青春的游戏，有点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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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自拔了，对于这样的娱乐，我就像个U盘，热插拔
准备回家，武汉太热，受不了了，晚上睡觉流的汗可以论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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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对之前遭遇的所有不爽说一声：香蕉个巴拉！

      我毫不怀疑思考的乐趣，发现这种乐趣远在我看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之前。由此说明2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与那个万人称颂的王某人同样发现了思维的乐趣；第二就在于我可以在不得到别人的指示下掌握思维的乐趣。第二点于我的人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让我兴奋不已。

      然而，我也发现思维并非总是快乐的。尤其是经历一段漫长的思考或是思索一些很艰涩的问题的时候，我会陷入很久很久的痛苦阶段，这是一种找不到出路的迷惘与痛苦。从起初的五颜六色，通过思考，逐渐辨明一些颜色，色彩越来越少的时候，就越枯燥。我这脑子其实是不适于思辨的，我的形象思维要远远的发达于其他思维，因此我的模仿能力总令我自豪。所以我的思考总是喜欢把一些思辨的问题形象化，而我又是喜欢艺术美感的人，所以当这些形象化的思辨变得不那么美的时候，是最让我痛苦的时候。所幸，每次思考还能有所得，这便是我最大的乐趣。这一切从我很小的时候思考我个人在宇宙中的存在开始，断断续续，然后到大三开始系统地思考神话，到现在思索交流的现实与幻象……我着实觉得思考很能让人开心，但起步和过程都很难。

      无奈我是个感情丰富的，但不能说是“情种”，这有一种不太好的单一诠释的联想。尤其是在思索苦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由于诸多原因（包括成长经历、感情经历等），每当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感情慢慢地“侵蚀”思索的领地。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这得视情况而定。不过，最近总有些萦绕的还是一种亲情的思念，尤其是外婆。

      不知不觉已经是14年光阴，我与外婆的离别已经这样久了。当时的媒介并不发达，我们家也没有达到富裕的地步。现在懊悔的是，哪怕是录下一点点声音、影响也都是好的，哪怕是我们只能塞着耳机听模糊的划磁声，哪怕是我们只能放着录影带看断断续续的影像。总算，这也是一种招魂术，在现世与死界之间搭起桥梁，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倾听者。

      之所以最近这样的感情异常的强烈还是因为一部叫《爱·回家》的电影。它讲述外婆与外孙俩的简单故事，里面浸透着无言但却无限的亲情之爱。14年消磨了好多回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几件外婆的事迹，只留下这份感情经历风雨蹉跎一直与我同在，不时地跳出来擦拭一番，照出自己的影像。我很庆幸在外婆面前，我总是乖乖的，外婆也是一如既往地护着我，就像护着她的儿子一样。因为那个被她宠坏的不孝子（叫嚣着杀了他父亲）自杀的不幸，外婆把更多的疼爱转嫁到我身上。亲情，都很平凡，哪怕外孙再淘气，外婆总是不厌其烦。对于一个摔倒在泥坑里哭着回家的小孩而言，塞在屁股袋子里面供他买游戏机电池的钱，是神一样的伟大。这就是我与主人公体会到的同样的外婆的伟大，即使是当时羞涩没有说出口。

      现在的我已经记不起外婆的声线在哪个频率，哪怕是用柯南的领结声音转换器一个个都调试一遍，我也不见得分辨得出来了。就和影片中无言的外婆一样，回忆里充满了自己儿时的聒噪和外婆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样的一头银发，给我拭泪的那双粗糙的手。不一样的是，我要更幸福，我至今记得外婆的笑。人生的苦难让她很少笑，但我始终记得她看到我乐呵呵的样子。这一点，我觉得我比剧中的孩子要幸福。

      外婆走的那夜一定很痛苦，她是生生地忍受了一夜的疼痛而去的。我不能怪她过早地离开岳阳医院回来，因为她只想早点回来看看我。

      您应该活着，因为并不是什么大病；您应该活着，看看已经日益和睦的大家族，您坐第一把交椅；您应该活着，为了看看你外孙一直以来的成长，多少也能让您骄傲。

      有人说这部影片无疑又是韩国人商业运作的滥情片，但我不得不说它触动了我情感的最沉郁的一根弦，为什么我们伟大的祖国却拍不出来这样一部质朴、真诚的电影？而那些用钱砸出来的大片又是一部赛一部的烂片？有人说好片子都被禁了。我不得不说说这话的人没脑子而纯属放P。难道电影题材除了涉及政治和拍大片就没有其他内容了？难道编剧的脑子里除了上个世纪6、70年代那点事就拍不出好电影了？天大的笑话！主流题材你可以拍了我不看，非主流的题材我想看你却不肯拍。中国电影缺乏现实意识，将一个故事反反复复嚼几百遍都无怨无悔，视野的狭窄让他们只看到武打和政治中。急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幻想，让他们一个个都急功近利地迎合所谓的西方口味。

      至今让我想来唯有《那山那人那狗》算是好的，既现实又美。当今中国电影没几个人会讲现在的故事。为什么那么多人盛赞贾樟柯？他有一双现实的眼睛。我也盛赞他的真实感觉，但唯独不喜欢的就是他的电影缺乏艺术美，但我也不排斥这种纪录片式的电影手法。

      据说《赤壁》的投资可以拍200部《疯狂的石头》，我并不想也没有那个能力破坏吴宇森的美梦，毕竟他愿意自己掏钱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他是敬业的。但是我倒是建议应该把这么多钱给中国每一位电影人买一把鹅毛羽扇，让他们每个人都冷静一下，仔细的审视。不过据说剧中的羽扇是斑鸠麻雀的毛，我建议这次配发还得雪白的鹅毛做材料，冷却效果可能要明显些。

      乐琳生孩子了！
      女孩儿！

      这个突如其来的小道消息让我迫不及待地四处求证了半天，被证实的真实让我和几位好友乐呵了半天。较之之前亲自收到琳告知的结婚消息还要震撼有力，更带着点惊喜。这两个从我们身边走出去的两口子，不见面还不够一年，就已经变得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而耐人寻味了。与此同时，我们这伙人也突然觉得紧迫与不安起来。

      之前得到他们结婚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做过白日梦。妄想在参加他们结婚典礼之前，迅速地找到一个女友，然后盛装出席。他们的婚礼也最好是西方式的，这样，她可以在典礼结束的时候向后抛花束。最好之前和她商量好，让她朝我“女友”那儿扔，也好碰一个好彩头。如果是中式的婚礼——这是我比较想往的仪式——那就只能跟着一群人闹一闹洞房，穷热闹一番，然后略带伤感，挽着还未完全确立关系的“女友”离开。也许就在登车的那一刹那，那位“女友”就可能挣脱我的手，欣欣然投入他人的怀抱。因为，据我对自己的了解，要在两个月内趁火打劫找一个“女友”确实比较难。除非甜言蜜语骗去一个，然后表白。当然，这样的壮举绝对是要冒着丢人现眼的风险。所以，最终这个计划搁浅，婚礼也由于大雪垂直降落而未能成行。

      所幸，我在送上祝福的时候，没有听说两人是奉子成婚。所以，在我看来，这对前卫、年轻、爱玩的小夫妻，尤其是她这样心智还处在被人呵护、仍处在摇篮般幸福的女杰，两人是不会这么快诞下子女的。

      虽然，从19岁到20岁过渡的那一夜，自觉突然便老了，但是仍然不至于将自己置身于父母的行列。我们仍然可以以20出头的靓丽身份死赖在校园里，接受家庭的恩惠，向父母索取。因此，在未能参加结婚典礼之后，我不禁又有了一个幻想。不读博士，两年后毕业，迅速找到一个漂亮的老婆结婚生子，这个过程不要超过3年，然后我们同时生下孩子。我当然自私地认为我们先生下男孩，乐琳生下女儿。然后，我们可以做起指腹为婚的美梦。乐琳属于帅哥美女的组合，为了指腹为婚能有点谱，不至于不着边际，所以我想象中的老婆一定要得漂亮。所以，生下的孩子必须得长得好看，除了眉毛像我，其他大可不必像我，这也是为对方考虑。

      如此一来，我便可以让后代过上一段帅哥美女的纯情生活，演绎一段真正才子佳人的故事。

      不过，这个梦随着今天的这个消息再一次破灭，以后见面，我的孩子只能在一旁默默地叫一声“姐姐”了。哎，多少有些挫败感。

      想到这里，在洋洋得意之后的惊醒。我突然发现自己立马显出作父辈的潜质：为未来的孩子想好名字、为未来的孩子做好培养计划，最终的父辈情结便是将自己没能实现的过往移情到自己的后代身上（这一点已经为前辈先哲们所诟病）。所以，我又立马庆幸自己发现得早，可以把这些恶劣的早产的思想扼杀在初始阶段。

      也许，过早的显出父爱的潜质没有什么不好。虽说我表面严肃，却总能和小孩相处得融洽，他们都好像会读心似的。虽说我那狡猾的侄儿让我费了很多脑筋，我也不会因此而对儿童教育悲观失望。毕竟，孩子是上天赠给每一对夫妇最宝贵的财富。

      看着新生命的诞生，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我相信是再幸福不过了。

      说到中国人的唯唯诺诺、不够直率，大家都会想到中华传统一种古老的为人处世之法：中庸。但是，这样的想法，都是不了解真正的中庸思想所致。孔子自己都说：天下、国家可以统驭、治理，爵位福禄可以辞掉以显高洁，甚至引刀自绝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唯有“中庸”之道不是轻易能够修习到手的。

      千百年来，多少士族子弟标榜中庸，很多人也把这种和事老的“中庸”姿态看成中庸之道的传承，而往往就是这样的一批人最终真正践踏了中庸的精髓。

      为人的中庸

      中国人为人体现的中庸着实体现出了交流的无奈。中国人的小群体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生活存在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要与同样的一群人打交道。这样，久而久之，每个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戴上了面具，这就是面子。我不仅要顾及自己的面子，也要顾及别人的面子，以免别人某天不顾及我的面子。权衡利弊，取其中，这就是道德夫子们所谓的中庸。因此，这样的对话，即使是面对面的交流也完全显不出真心，更谈不上亚里士多德所谓灵魂的接触。所以，交流的无奈正因为交流只是一个神话。

      他们的中庸一点都不直率，只有唯唯诺诺，每个人都是和事老。不明辨、不审问。这样的中庸也就只能在那些专作道德文章的士子之间有用，他们对于中庸有着同样的理解。党争固然可怕，但在朝堂之上，牛李二党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和和气气的，大家见面也不至于扭打在一起，见面也当然是拱手问好。但是这样的情形往往预示着更可怕的后果，越是如此中庸地“面和”，背地里就越是不知道对方做着什么样的勾当。然后，百般猜测敌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几近于心理变态，在疑惑、心理斗争中自取灭亡。在唐王朝党争中变态得比较利害的就要数牛党的一批人，为整垮对方不择手段，已经到了不顾大局的地步。我认为历史上的人对于“中庸”都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现在根据考证证明我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那我会觉得中国的历史还是有点希望。

      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乡下婆娘身上。两个乡下婆娘为一个男子汉争吵，厮打在一起，在泥巴里滚来滚去，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头发，还骂骂咧咧地吼着最下流的脏话。这时候跑过去一个“中庸”之士前往劝架，她们肯定也会把他摁在泥巴里痛扁一顿，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或者干脆各回各家，等明天继续。

      中国人所谓为人的“中庸”最终只不过是在“群”的环境里遮掩真实的“自己”，这就是不“慎独”。《中庸》开篇便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诚于中，形于外，是为意诚，慎独则意诚。”刘少奇曾经将慎独提到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要求***员，这是实际的，就是看到了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诡秘。当面一套，显出和事中庸的伪善，背后脊椎骨里不知道装了多少算盘珠子。

      观世事的中庸

      把这个意思说得马克思一点，就是认识世界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在为人方面，中国人还多少有点中庸的样子的话，在认识世界的方面，中国人就完全算不上中庸，连毛皮都算不上。

      中国人看事情最大的特点就是走极端，就连提出“中庸”的孔子也不例外。把人平分为“君子”与“小人”，把事分为“善”与“恶”，势力就是“强”与“弱”。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具备了矛盾论的哲学思想，但是，这样的矛盾在思维中停滞太久而不能解决，越积越多就会导致心灵扭曲。我认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集体心理里最真实的写照就是“自卑”与“自大”的矛盾集合，这就是心灵扭曲。与日韩的“心灵扭曲”不同，日本所谓的“心灵扭曲”是长期孤立于大陆之外的大和民族长期以来善于学习、独有的精神世界；韩国则是一个长期被压抑、从属于他国，借外力一夜暴富之后的暴发户式的精神难以一下子适应的精神变异。而中国则是一个长期养尊处优惯了的、养肥了身躯，而突然面临灾难的破落户式的心灵扭曲，这与传统意义上那些没落的贵族的心境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与韩国恰恰相反。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行事怪诞、走极端、半途而废的中国人多了，那些口口声声呼号着“中庸”也大多乏善可陈。中庸之道，大多不被中国人用对地方；看别人的时候，每个人也难以做到中庸。中国人习惯于对别人“严格要求”，对自己“宽宏大量”，名曰“严于律人，宽以待己”。他们有太多看不惯的事情，也喜欢把这些事情拿来调侃一番，娱乐自己从属的小群体。我至今还被这样的流毒所感染，生出一些不明不白的想法来。

      处事的中庸

      中国人所谓处事的中庸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反中庸”，说得折衷一点，也就是历来所行的中庸都是“未发之中”（总算点了题）。《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按照真正的中庸之道，这才叫中庸。而中国人往往只将脚步踏入到“中”便不继续前行了，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当然，为人处世，我只作壁上观，不发表意见，总可以吧。所以，有人偷盗，我看着；邻居杀人，我也看着；天灾人祸，我全看着；天下大乱，我还看着。至于，当有人敢于撼动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就不管什么中不中，拼了命也得护着。这也就是爱看热闹的、麻木的中国人。

      只要“事不关己”，我就“高高挂起”，这其实就是“中”。再好笑，咬牙切齿，抿着嘴，把笑改为腹语；再不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看杀头，摸摸自己的脖子还在，就我自逍遥，继续逛窑子还得去逛。把中庸之道另一半扔在一边，谁要谁捡。结果，几千年下来，中国每一个角落掉满了“和”，无人问津。

      中国人练就了一身“未发之中”的本事，而“中节之和”却一点都没学到。因为中节是一门很高超的生存艺术，它要求为人处世，事事都能做到点子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治本之术。因此，在孔子的眼里，就只有舜和自己最得意的徒弟颜回勉强做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治本之“和”的精神与勇气，而多了这种“中”的慵懒与颓废。其实，要做到中庸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做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描绘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样高超的“中节之和”的为人处世的艺术确实不是常人能修习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在现代社会也能被称之为“圣人”。可惜，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自我标榜、被吹捧的“圣人”太多，我们也往往将他们奉为神明，所谓的“大师”、“导师”只不过是掩饰自己有多么不足的金缕玉衣，闪闪发光只不过为掩人耳目，千百年后，有好事者开棺掘墓之后，窥见其真面目，也许才发现，我们曾经是多么愚昧，将太多太多的无耻之徒奉上神坛，把自己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我们，需要真正的能行中庸之道者，如果说往往别人是神秘莫测而难于窥伺，那么，我们也来做做看。即使做不了舜与颜回，最起码不伪善、能明辨。

      中国是保守的，但并非自古如此。保而守之，北有万里长城、东是大海茫茫、西是高原屏障，自海禁以来，中国人把自己箍得跟铁桶一样，不让别人进来，自己也休想出去。对于个人来讲，中国人安土重迁，喜欢喝喝小酒、下下象棋，过着悠哉游哉、乐自逍遥的小群体生活，但求温饱、但求无过；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中国同样乐得在亚太地区这个小范围里，做个逍遥自在、受人朝拜的家长，如此而已。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人总有无尽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安定海内，而又安于海内，和平安贫，完全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妄想。

      比较一下中西神话，中国的神话缺少英雄传奇。中国神话有很多数不清、道不明的神仙，佛道一体化建设的神话体系，处处都有神灵，但我们决计缺少英雄。在笔述历史中，掺杂了很多传说、神话，但也不曾见英雄的丰功伟绩。我们也说项羽一世英雄，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实与“有勇无谋”是画上等号的，他们干不过小群体的力量。千古帝王，是一个又一个小群体的家长，就像是各村镇里的村正们一样，他们鹤发童颜，饱经沧桑，他们是经验阅历的化身，只有他们才是值得信任的。中国人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领袖与英雄。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的思想开始趋向于保守、难于改变，安土重迁，什么样的生活只要能保证生存，就能忍受，稍有改变，就会极不习惯。西方人倾向于改变自然以适应人，而东方人则倾向于完善自己以适应自然。因此，中国人对旧现状能如此心平气和、委曲求全，而对于新兴环境、事物则要求全责备。就像是迁徙，中国人如果不是旧地不能再住人，新址没有完全建好，是决计不会搬迁的。

      日常的生活，中国人不需要领袖，不需要带头人，也是心底里不允许的。一旦出现，也就伴随起明争暗斗，中国人讲求一种十分狭隘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不是“见贤思齐”。既然讲求平等，就不允许有凤毛麟角者，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大家既然都在B这个档次上，你凭什么就不和大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呢，那么，讲求平等，就要把那些A级，乃至于A+的人全都拖下来与B档次的人平齐，这样就安心了。这是一种进取的懒惰，你好我就不好，要么大家都不好，要么大家都好，我既然不能短期内达到好的级别，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也拖下水。这就是平等的逻辑。“只求人之不出奇制胜我，而我苟安周旋于其间，相形不十分见绌者，则于己愿足，若是者，固比比也。团体生活中领袖之难产，为今日中国社会习见之现象；或曰，是亦此中顽劣之心愿为之”（潘光旦）。

      而一旦乱世，苟且退缩起来，中国人这时便需要一个领头的，便如上一节讲到的，有人带头，我就敢趟这趟浑水。上个世纪，中国各界倒是诞生了不少英雄豪杰、泰斗巨擘。但时至今日，当他们一个个逝去之后，观今日各界之专家学者等芸芸，还有几人称得上真正的泰斗、英雄、巨擘呢？学者们大部分的精力也大概都用到了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而不是在科学研究上了吧。

      胡适先生说“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在我看来，今日中国的第一大敌便是“愚昧”，将毕生的精力耗费在懒惰、争利、享乐上的愚昧，不知己的愚昧，不知自己愚昧的愚昧。这样的愚昧使得中国不能摆脱贫穷、疾病，而用这样的愚昧用来脱贫、治病，又使得贪污横行、社会扰乱。循环以致渊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群愚昧的人混入各界，现在的这些专家学者们要么为某某代言，要么上下钻营，而最后能影响、操纵事态发展的不是那些有真知灼见者，而是这些愚昧的人。

      每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中心，其他相关者就如同一波波推出去的波纹，越到边缘，关系越浅。既然每个人都是中心，那么就不允许出现领袖，各自都是同心圆，就不会允许另一个圆心的产生。小群体里，只需要一个经验的造像给一个圆的模范，其他人照着画圆就是了，而不需要一个人带领大家画另一个圆，画三角形就更不可能了。最边缘的波纹就是社会，就是公共，这是每个人最无所谓的地方，家里如何严整，出了门，到了公家的地界，吐痰依然是吐痰，随便依然是随便，只要不是自己的就都无所谓了。

      当然，中国人也有着相当多的优点。西方人将中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甚至盛赞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别人怎样诋毁，中国人还得到了罗素的高度赞扬。但是，真正要和诞生过爱因斯坦、马克思等世纪巨人的民族相比，我仍要退在一旁。待我真正愿意站出来做一番比较的时候，不知要等上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