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曰Karajan

      说到中国人的唯唯诺诺、不够直率，大家都会想到中华传统一种古老的为人处世之法：中庸。但是，这样的想法，都是不了解真正的中庸思想所致。孔子自己都说：天下、国家可以统驭、治理，爵位福禄可以辞掉以显高洁，甚至引刀自绝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唯有“中庸”之道不是轻易能够修习到手的。

      千百年来，多少士族子弟标榜中庸，很多人也把这种和事老的“中庸”姿态看成中庸之道的传承，而往往就是这样的一批人最终真正践踏了中庸的精髓。

      为人的中庸

      中国人为人体现的中庸着实体现出了交流的无奈。中国人的小群体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生活存在于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要与同样的一群人打交道。这样，久而久之，每个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秘密，戴上了面具，这就是面子。我不仅要顾及自己的面子，也要顾及别人的面子，以免别人某天不顾及我的面子。权衡利弊，取其中，这就是道德夫子们所谓的中庸。因此，这样的对话，即使是面对面的交流也完全显不出真心，更谈不上亚里士多德所谓灵魂的接触。所以，交流的无奈正因为交流只是一个神话。

      他们的中庸一点都不直率，只有唯唯诺诺，每个人都是和事老。不明辨、不审问。这样的中庸也就只能在那些专作道德文章的士子之间有用，他们对于中庸有着同样的理解。党争固然可怕，但在朝堂之上，牛李二党大部分时间也总是和和气气的，大家见面也不至于扭打在一起，见面也当然是拱手问好。但是这样的情形往往预示着更可怕的后果，越是如此中庸地“面和”，背地里就越是不知道对方做着什么样的勾当。然后，百般猜测敌方会有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几近于心理变态，在疑惑、心理斗争中自取灭亡。在唐王朝党争中变态得比较利害的就要数牛党的一批人，为整垮对方不择手段，已经到了不顾大局的地步。我认为历史上的人对于“中庸”都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现在根据考证证明我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那我会觉得中国的历史还是有点希望。

      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乡下婆娘身上。两个乡下婆娘为一个男子汉争吵，厮打在一起，在泥巴里滚来滚去，互相撕扯对方的衣服头发，还骂骂咧咧地吼着最下流的脏话。这时候跑过去一个“中庸”之士前往劝架，她们肯定也会把他摁在泥巴里痛扁一顿，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或者干脆各回各家，等明天继续。

      中国人所谓为人的“中庸”最终只不过是在“群”的环境里遮掩真实的“自己”，这就是不“慎独”。《中庸》开篇便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诚于中，形于外，是为意诚，慎独则意诚。”刘少奇曾经将慎独提到一个很高的精神层面要求***员，这是实际的，就是看到了中国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诡秘。当面一套，显出和事中庸的伪善，背后脊椎骨里不知道装了多少算盘珠子。

      观世事的中庸

      把这个意思说得马克思一点，就是认识世界的中庸之道。如果说在为人方面，中国人还多少有点中庸的样子的话，在认识世界的方面，中国人就完全算不上中庸，连毛皮都算不上。

      中国人看事情最大的特点就是走极端，就连提出“中庸”的孔子也不例外。把人平分为“君子”与“小人”，把事分为“善”与“恶”，势力就是“强”与“弱”。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具备了矛盾论的哲学思想，但是，这样的矛盾在思维中停滞太久而不能解决，越积越多就会导致心灵扭曲。我认为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集体心理里最真实的写照就是“自卑”与“自大”的矛盾集合，这就是心灵扭曲。与日韩的“心灵扭曲”不同，日本所谓的“心灵扭曲”是长期孤立于大陆之外的大和民族长期以来善于学习、独有的精神世界；韩国则是一个长期被压抑、从属于他国，借外力一夜暴富之后的暴发户式的精神难以一下子适应的精神变异。而中国则是一个长期养尊处优惯了的、养肥了身躯，而突然面临灾难的破落户式的心灵扭曲，这与传统意义上那些没落的贵族的心境没有太大的差别，这也与韩国恰恰相反。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行事怪诞、走极端、半途而废的中国人多了，那些口口声声呼号着“中庸”也大多乏善可陈。中庸之道，大多不被中国人用对地方；看别人的时候，每个人也难以做到中庸。中国人习惯于对别人“严格要求”，对自己“宽宏大量”，名曰“严于律人，宽以待己”。他们有太多看不惯的事情，也喜欢把这些事情拿来调侃一番，娱乐自己从属的小群体。我至今还被这样的流毒所感染，生出一些不明不白的想法来。

      处事的中庸

      中国人所谓处事的中庸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反中庸”，说得折衷一点，也就是历来所行的中庸都是“未发之中”（总算点了题）。《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按照真正的中庸之道，这才叫中庸。而中国人往往只将脚步踏入到“中”便不继续前行了，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当然，为人处世，我只作壁上观，不发表意见，总可以吧。所以，有人偷盗，我看着；邻居杀人，我也看着；天灾人祸，我全看着；天下大乱，我还看着。至于，当有人敢于撼动自己的利益的时候，那就不管什么中不中，拼了命也得护着。这也就是爱看热闹的、麻木的中国人。

      只要“事不关己”，我就“高高挂起”，这其实就是“中”。再好笑，咬牙切齿，抿着嘴，把笑改为腹语；再不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看杀头，摸摸自己的脖子还在，就我自逍遥，继续逛窑子还得去逛。把中庸之道另一半扔在一边，谁要谁捡。结果，几千年下来，中国每一个角落掉满了“和”，无人问津。

      中国人练就了一身“未发之中”的本事，而“中节之和”却一点都没学到。因为中节是一门很高超的生存艺术，它要求为人处世，事事都能做到点子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治本之术。因此，在孔子的眼里，就只有舜和自己最得意的徒弟颜回勉强做到了。中国人缺乏这种治本之“和”的精神与勇气，而多了这种“中”的慵懒与颓废。其实，要做到中庸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做到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描绘的：“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样高超的“中节之和”的为人处世的艺术确实不是常人能修习的，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在现代社会也能被称之为“圣人”。可惜，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自我标榜、被吹捧的“圣人”太多，我们也往往将他们奉为神明，所谓的“大师”、“导师”只不过是掩饰自己有多么不足的金缕玉衣，闪闪发光只不过为掩人耳目，千百年后，有好事者开棺掘墓之后，窥见其真面目，也许才发现，我们曾经是多么愚昧，将太多太多的无耻之徒奉上神坛，把自己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我们，需要真正的能行中庸之道者，如果说往往别人是神秘莫测而难于窥伺，那么，我们也来做做看。即使做不了舜与颜回，最起码不伪善、能明辨。

      中国是保守的，但并非自古如此。保而守之，北有万里长城、东是大海茫茫、西是高原屏障，自海禁以来，中国人把自己箍得跟铁桶一样，不让别人进来，自己也休想出去。对于个人来讲，中国人安土重迁，喜欢喝喝小酒、下下象棋，过着悠哉游哉、乐自逍遥的小群体生活，但求温饱、但求无过；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中国同样乐得在亚太地区这个小范围里，做个逍遥自在、受人朝拜的家长，如此而已。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人总有无尽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安定海内，而又安于海内，和平安贫，完全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妄想。

      比较一下中西神话，中国的神话缺少英雄传奇。中国神话有很多数不清、道不明的神仙，佛道一体化建设的神话体系，处处都有神灵，但我们决计缺少英雄。在笔述历史中，掺杂了很多传说、神话，但也不曾见英雄的丰功伟绩。我们也说项羽一世英雄，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其实与“有勇无谋”是画上等号的，他们干不过小群体的力量。千古帝王，是一个又一个小群体的家长，就像是各村镇里的村正们一样，他们鹤发童颜，饱经沧桑，他们是经验阅历的化身，只有他们才是值得信任的。中国人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领袖与英雄。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的思想开始趋向于保守、难于改变，安土重迁，什么样的生活只要能保证生存，就能忍受，稍有改变，就会极不习惯。西方人倾向于改变自然以适应人，而东方人则倾向于完善自己以适应自然。因此，中国人对旧现状能如此心平气和、委曲求全，而对于新兴环境、事物则要求全责备。就像是迁徙，中国人如果不是旧地不能再住人，新址没有完全建好，是决计不会搬迁的。

      日常的生活，中国人不需要领袖，不需要带头人，也是心底里不允许的。一旦出现，也就伴随起明争暗斗，中国人讲求一种十分狭隘的“平等主义”。这种平等主义，不是“见贤思齐”。既然讲求平等，就不允许有凤毛麟角者，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大家既然都在B这个档次上，你凭什么就不和大家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呢，那么，讲求平等，就要把那些A级，乃至于A+的人全都拖下来与B档次的人平齐，这样就安心了。这是一种进取的懒惰，你好我就不好，要么大家都不好，要么大家都好，我既然不能短期内达到好的级别，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也拖下水。这就是平等的逻辑。“只求人之不出奇制胜我，而我苟安周旋于其间，相形不十分见绌者，则于己愿足，若是者，固比比也。团体生活中领袖之难产，为今日中国社会习见之现象；或曰，是亦此中顽劣之心愿为之”（潘光旦）。

      而一旦乱世，苟且退缩起来，中国人这时便需要一个领头的，便如上一节讲到的，有人带头，我就敢趟这趟浑水。上个世纪，中国各界倒是诞生了不少英雄豪杰、泰斗巨擘。但时至今日，当他们一个个逝去之后，观今日各界之专家学者等芸芸，还有几人称得上真正的泰斗、英雄、巨擘呢？学者们大部分的精力也大概都用到了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而不是在科学研究上了吧。

      胡适先生说“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在我看来，今日中国的第一大敌便是“愚昧”，将毕生的精力耗费在懒惰、争利、享乐上的愚昧，不知己的愚昧，不知自己愚昧的愚昧。这样的愚昧使得中国不能摆脱贫穷、疾病，而用这样的愚昧用来脱贫、治病，又使得贪污横行、社会扰乱。循环以致渊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群愚昧的人混入各界，现在的这些专家学者们要么为某某代言，要么上下钻营，而最后能影响、操纵事态发展的不是那些有真知灼见者，而是这些愚昧的人。

      每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中心，其他相关者就如同一波波推出去的波纹，越到边缘，关系越浅。既然每个人都是中心，那么就不允许出现领袖，各自都是同心圆，就不会允许另一个圆心的产生。小群体里，只需要一个经验的造像给一个圆的模范，其他人照着画圆就是了，而不需要一个人带领大家画另一个圆，画三角形就更不可能了。最边缘的波纹就是社会，就是公共，这是每个人最无所谓的地方，家里如何严整，出了门，到了公家的地界，吐痰依然是吐痰，随便依然是随便，只要不是自己的就都无所谓了。

      当然，中国人也有着相当多的优点。西方人将中国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甚至盛赞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别人怎样诋毁，中国人还得到了罗素的高度赞扬。但是，真正要和诞生过爱因斯坦、马克思等世纪巨人的民族相比，我仍要退在一旁。待我真正愿意站出来做一番比较的时候，不知要等上多少年。

     这块土地是最早讲求实用的民族耕作起来的。没有高深的哲学，没有艰涩的公式，中国人在最朴实的生活中讲求着日常的实用主义。安于现状、占小便宜、自给自足地生活了几千年，这到底是个怎样的群体？

    自私自利的中国人，自己的奴隶。

    不是讲“群性”吗？怎么又讲到了自私自利？

    要讲！没有自私自利，中国人的群性就显不出根基。抽丝剥茧，从根算起，中国人的群性就“得益于”这亘古不变、越发圆通的自私自利。

    “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无为到只剩下自己。然而，若果说门前雪扫了也是好的，现在的中国人连门前雪也懒得扫。自己趴在窗户边上，看着别人从门口经过，摔个大跟头，指着别人嘲笑一番，还管别人要“娱乐费”。中国人满腹的好奇心，但就是用不到科学上来。好奇心拿来作甚？拿来满足娱乐的自私自利。中国人的娱乐来自于哪里？看别人的笑话，看别人出丑，看别人遭难，从而毫无恻隐之心。某某选秀，电视机旁看海选的观众朋友们，前仰后合，满足得不得了，这还真是值得乐呵乐呵。乐完之后，转身去做饭，说不定煮饭的时候一发呆，想起刚才别人出丑的情形，还会偷偷地乐出来。

    目光短浅而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不代表不群，但这个群是群众、群体的群，而不是社会、国家的群。中国人乐于在小群体里生活，找乐子。君子不党？不党才怪！党同伐异，无异于是一件乐事，这是一种战争的胜利，是在人际关系里占到了小便宜，精神上的满足远远比实际上的战利品要丰富得多。目光短浅，就事论事，一码事是一码事，把自家解决了再说，管你这块地是谁家的，是公家的最好，我就是要拓宽、就是要修桥，我自顾自地开发革新，其他的一概不管。

    中国人把面子当更重要的财产看，这样就不允许出错。所以，对于错误百出的中国人来说，错误向来是不会轻易承认的。你指出他一个错误，他有上百个理由等着你。当然，他的态度是极好的。说过了呢？也就说过了。他依然顾我。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中国人对自己所做的任何坏事都不感到惭愧，根本没有原则。中国人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也要面子，据《菊与刀》的描述，日本人自认为对的事，可以拒不认错，他可以永远觉得自己的观点正确，万一不见容于社会、不见容于人类，剖腹了之。中国人则不，我自默默地犯着错，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可是我就是不改。不过碰上连脸面都不顾及的人，也就是俗称的“不要脸”者，他的自私自利就更无遮拦了。

    《诗经》说：“雨我公田，遂乃我私。”试想中国人有几年曾这样天下为公？古圣人们大概早已发现中国人的自私自利，早就说要“克己”、要“修身”，“一日三省”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提倡自省，推己及人，最后也是为公。修身为本不是叫人把钱、名誉都往自己的腰包里、脸上去塞、去贴，而是叫人修身治德，不要重名重利。

    历时千年，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墓碑早已是断角残石，老韩的法治没了，老墨的兼爱没了，孔老儿、孟老儿每天辛辛苦苦站在文庙恐怕也无时无刻不在抽泣。为什么是抽泣？自己被奉为神明，而自己真正要提倡的道德成了空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从践行。两位老人除了抽风、哭泣还能怎样？中国人自私自利的伪善就在这里，口口声声的是一套，手里做的又是完全相反的一套。就像一个皇帝刚上任，和孔老爷商量说：“我一定照你说的办！”转过脸来就横征暴敛。还就是朱元璋洒脱，把孟老爷子赶出庙堂，说明白了：“天下是老子我的，什么叫民贵君轻？难不成让他们都爬到我的头上来？”

    这样的自私自利，中国人怎么能“群”呢？

    中国人“群”的理由很简单，只要是大家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无原则、无道德、无理由。为什么？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把如意算盘：这么多人在一起做一件事，做好了，我是其中一份子，我有功，那得论功行赏；如果是坏事，那也不怕，这么多人一起，不会逐个追究，跟着起起哄也好。大多数的群众性事件都是这样搞起来的，混迹在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人。

    小T给我说了个不知道真假的故事来印证：武昌起义当时虽然打响了第一枪，但这一枪没响多久，就被一个营长阻止了，这个营长不愧是清廷忠良，一下子就喝止了起义的军士（这么多的起义新军，一下子就被一个营长吓住了，还真是无原则）。在营长的威慑下，起义军士没敢再动，因为这是个杀头的罪。不料某人的枪擦枪走火，开了一枪，这孩儿正不知所措。几个有胆的人看有人带头，那我也来，你一枪我一枪把这营长打死了。这时候，哑了一阵的枪又都响起来了。首义就这样开始了。还真是符合中国人的性情。